書寫、癒療、太史公書

一、治療、自療
近代心理治療，有種療程，稱為「敘事治療」。「敘事治療」的原理，是讓當事人藉由描述、說話、繪畫、創作等方式，將內在情緒癥結外化、顯化、具體化、客體化、再伺機直接切斷當事人對心理問題的眷戀、依賴、滯溺、自棄等情節、此種療法繞過「自我感」的不必要干擾，故當事人較不會抗拒，也能避免強迫式療法的二次創傷，至低也能抒發忿忿。中國文人很早就懂得使用敘事治療，桃花源記、五柳先生傳、前後赤壁賦都是文人敘事治療的例子。治療，其實就是也是一種自療，甚至能給予當事人精神上的強烈助力；文天祥正氣歌、司馬遷報任安書皆剖白過此種作用：

是氣所磅礡，凜冽萬古存，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？

乃如左丘無目，孫子斷足，終不可用，退而論書策，以書其憤，思垂空文以自見。

其次，既是治療，便有處方，就蘇軾、陶淵明的程度，儒家的理想主義已不能滿足需要，只有道家沖虛境界能夠應證心境體悟（高中時應用文老師是校長秘書，上課時常說蘇軾文章與境界不過爾爾，現在想來，原來是他自己境界未到，不能領略）對司馬遷而言，父親臨終殷殷期盼必須完成，自我期許與生命目標不能打折，於是太史公自序云：

夫詩書隱約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，演周易；孔子戹陳蔡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著離騷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；孫子臏腳，而論兵法；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；韓非囚秦，說難﹑孤憤；詩三百篇，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於是卒述陶唐以來，至于麟止，自黃帝始。

欲申其未盡之意，不妨把「於是卒述陶唐以來，至于麟止，自黃帝始。」翻成：「史遷腐刑，卒述《史記》。」更為貼切，在這裡，卒是功德圓滿，完美呈獻的意思，卒述即是完述，意指將生命任務做到盡善盡美，司馬遷時時以此自勉，同為一死，豈可為螻蟻、為鴻毛？當然要像巍峨泰山，在歷史長河裡屹立不搖才叫境界，「主上所弄、倡優畜之」可以不計較，漢武帝無理取鬧割我XX也沒關係，妳要我好看，掯！老子我偏偏不服輸，化悲憤為力量，把無盡創痛轉化成巨大創造力！比比看在歷史上的印跡，究竟是誰比較深、比較久、「人爭一口氣，佛爭一炷香」《太史公書》可說是司馬父子最華麗、最燦爛、最激昂、最有格調的復仇。
因此，情感上司馬遷絕不可能認同老子，因為如此一來，司馬遷全部人生願望、乃至於《太史公書》都會失去價值依據。司馬遷認同孔子正如認同屈原，歌頌其高潔靈魂與「知其不可而為」的理想主義精神；其賞愛藺相如、彭越、季布，實際上也是一種心境投射，為自身生命境界的反芻與印證，也是一種自我治療與自我激勵！但這些都比不上伍子胥，看其歌頌伍子胥，根本就是在歌頌自己，投射自己的影子，請看《伍子胥列傳贊》：

怨毒之於人甚矣哉！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，況同列乎！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，何異螻蟻。棄小義，雪大恥，名垂於後世，悲夫！方子胥窘於江上，道乞食，志豈嘗須臾忘郢邪？故隱忍就功名，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？」

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，伍子胥跟司馬遷有什麼相關呢？首先，他們都要報父仇；其二、他們都有一個是非不分的王八蛋上司「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，況同列乎」針對性好強呀...；其三，隨便掛掉很容易，可是他們都選擇了最艱苦的路；其四，即使受到王八蛋上司誤解，他們還是選擇盡忠完成自己的任務；其五，兩個人都是血性男兒，但修養都很好，不是溫柔敦厚的偽君子，「隱忍就功名，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？」除了講伍子胥根本就在講他自己.....
司馬遷當然理解老莊境界很高（從錄孔子問道老子之記載可知），但老莊生命境界跟司馬遷生命氣質並不相應，對他的悽慘處境與人生事業更頂不上一絲絲屁用。瞭解此點，《史記》有發牢騷處、有抒情處，有自傷處，自屬平常，難免偶爾不夠客觀，也可以理解，不必無聊去替司馬遷打圓場。試取《報任安書》一讀，刮鋒利刃，酸楚淒切，悲憤兼發「悲夫、悲夫，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。」藐視別人不帶半個髒字，這才叫筆力；自謙「樸竊不遜，近自托於無能之辭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略考其行事，綜其終始，稽其成敗興壞之際」卻話鋒一轉，直接「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氣壯膽豪胸襟闊筆力勁，哪裡有什麼藏頭縮尾的溫良恭檢讓？《太史公書》本來就不是史書，是後來的人要搞史學，把司馬遷拱出來當教主，可是史學只是司馬遷學問的其中一部份而以....

二、太史公書，不是史書
司馬遷被尊為史聖，《史記》被尊為中國第一部正式史書，問題是，《史記》本來不叫《史記》，本質上也不是一本史書。《史記》本叫《太史公書》，跟《商君書》一樣，是學有專精，「卓然成家」的學問呈現，如果放到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理解，這本書很可能會被稱為《太史子》或《太史書》，決不是《史記》。雖然《史記》之名本來泛指一切歷史的紀錄，後來變成這部書的專稱，感覺似乎很屌，但是如果妳瞭解《太史公書》的價值，妳會知道《史記》其實是硬生生教他低一個LV。這個問題要從兩點來解釋
首先，司馬遷在《報任安書》裡提到太史一職：「文、史、星、曆，近乎卜祝之間，顧主上所戲弄，倡優所畜，流俗之所輕也。」這是反諷句，其意思是，太史的學問領域橫跨了文、史、星、曆四個與天道推演有關的領域，八書中的封禪、平準、河渠、天官分開來看都是專門學問，但是司馬父子序來瞭如指掌，一絲不紊，可見他們對這些領域都理解透闢。
其次，司馬遷家學淵源，父子倆接觸的唐都、楊何、黃子、董仲舒等都是當代無出其右的大師，沒有需要也沒有必要獨尊儒家。事實上，宣稱自己專精於某樣學問的，往往恰好只懂一門學問，如果連他自己都不鼓吹自己很厲害，還有誰還要理他？於是針對這類一門學者最常犯是見樹不見林，敝帚自珍毛病，司馬談《論六家要旨》自稱是「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」而做，口氣有夠大！但這篇文章確實高瞻遠矚，切中要害。不妨這樣理解，司馬遷記載這篇文章，一來紀念父親司馬談，一來也昭示自己從司馬談身上學到的人生觀與做學問的態度：「永遠要有寬闊的胸襟，不要認死理，不要當某一派的信徒，「天下一致而百律，殊途而同歸」犯不著跟在別人後面，沒有路時就自己開一條！不要像以後研究你的人一樣一天到晚套用什麼什麼主義，自己有辦法搞一個，才叫大師！論述要靈活、精確、凶猛，如兇鷹掠魚、猛獅撲兔，準頭夠、力道勁，不要浪費任何一絲力氣！」

從這樣的觀點來看「天人之際，承敝通變」「究天人之際、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，就知道用後設觀點將「究天人之際」的「際」解成區分天人的隔際，從而推論整部史記富有義命分立色彩，只論人事努力，不論茫昧天道的觀點有商榷必要。「承敝通變」，不正是世人順應天道的表現嗎？究天人之際，乃是闡述炎黃子孫在非線性因果關係曲線中，如何展現人類意志，在艱困險難中琢磨出奪目光彩。正因為天道人道時應時不應，才有探討必要，若天道恆與人道相應，人活著也沒什麼意思，若天道與人道恆不相應，那也用不著苦苦追究了。太史掌天官，對天官書中不可思議的天人相應紀錄，想必斟酌沈思過。為了探討人類天命互動關係，司馬父子才必須成為歷史場合絕對客觀的觀察者，然而在評價歷史時，為了還各領域傑出人物公允評價，《太史公書》未有單一判斷標準，而是採用彈性觀點，考量所處時空背景給予評價，伯夷列傳稱：

子曰：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」亦各從其志也。故曰：「富貴如可求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，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。」舉世混濁，清士乃見。豈以其重若彼，其輕若此哉？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」賈子曰：「貪夫徇財，烈士徇名，誇者死權，品庶馮生。」「同明相照，同類相求。雲從龍，風從虎。聖人作而萬物覩。」伯夷、叔齊雖賢，得夫子而名益彰，顏淵雖篤學，附驥尾而行益顯。巖穴之士，趣舍有時，若此類，名堙滅而不稱，悲夫！閭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雲之士，惡能施於後世哉！

各從其志是《太史公書》最重要的評價標準，故撰述人物行事，必盡可能還原歷史現場，故視其行事給予評價，掌顯其能否「承敝通變」乘風踏雲，化龍變虎，順隨天道變化，付出自身努力「砥行立名」、活出價值（無論是正義或邪惡）歷史意義，沒有道德理想可資為準繩，只能檢視其行為是否有實際意義。天命茫昧難測，故發掘意義，根據實際事件演繹成說。傳人述事，不追求死板僵直的細節，而偏重意義真實之開掘，貶封禪、退平準、議河渠皆是如此。這樣的思維邏輯與《論六家要旨》的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」「道家...無成勢、無常形、故能究萬物之情；不為物先、不為物後，故能為萬物主；有法無法，因時為業；有度無度，因物與合」很接近

在著述觀點上，孔子「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」，是先有體悟後以實事應證，有倒果為因之嫌。《莊子》則全是寓言，虛無飄渺難以徵信，這一點儒家遠比道家可靠的多，伯夷列傳篇首開宗明義「夫學者載籍極博，猶考信於六藝，《詩》、《書》雖缺，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」作為一個記錄者，檔案才能代表真相，故莊子書中寓言一律不採，縱有玟塚亦然。司馬遷極力強調《太史公書》「述而不作」的立場，述為描述，作為創作。「述而不作」意指從客觀歷史事實當中顯露天人古今實相（包含因果與非因果關係），與孔子試圖藉春秋平衡時代道德傾斜的立足點不同。孔子、莊子所述不免有虛擬想像或生搬硬套之嫌，而《太史公書》純粹是應物變化的客觀記載，就「真實可信」這點而言，反而後出轉精了。

也可以說，整部《太史公書》態度是道家的（敞開），但方法是儒家的（客觀）。
目的是探討天人之道，可是拒絕談玄說妙，也不是先創造學說，演繹天道再從歷史事實尋找相應的事實，而是絕不載之空言，從檔案記錄中紮實的一頁一頁理解「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」，不止一次強調自己是站在絕對客觀觀察者的立場來「原察始終，見盛觀衰」，是一個在客觀歷史中探詢天道迴響的探索者與求道者。

※觀點可能殊異於您的教授，為了您的作業分數著想，引用前務必三思※